现代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开端 ——兼论心理治疗(3)_中国化工贸易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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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开端 ——兼论心理治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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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态心理学：心理治疗作为一门学科的开始

民国初期，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引入中国的大学课堂，根据精神作用的“或常或变”标准，把心理科学分为常态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两大部类。此处的“变态心理学”便是心理治疗学科的开端，是所有心理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主要的内容包括心理病理学、人格的发展理论及当时流行的心理治疗流派，后来逐渐发展出了心理卫生（心理健康）等课程。早期的变态心理学与现在的变态心理学内涵有所不同，早期变态心理学的内涵包括了整个心理治疗与咨询领域；现在的变态心理学主要是指心理病理学。

从课程的开设来看，早在1922年，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便率先开设变态心理学课程；1926年，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开设变态心理学、精神病学课程；1927 年，燕京大学设立心理学系，开设变态心理学课程；1929年，清华大学开设变态心理学课程（见杜雪娇，2012）。

从教材的出版来看，中国学者最早正式出版的有关变态心理学的书，为1928年黄维荣著的《变态心理学ABC》，这是当时大学院校教材中所有学科均有的通识科普教材。这本书中黄维荣介绍了“变态心理学”的概念，也介绍了当时正在流行的精神分析理论；朱光潜于1930年4月出版了《变态心理学派别》（朱光潜，1930），1933年出版著作《变态心理学》（朱光潜，1933），书中介绍了历史的回溯、催眠和暗示、迷狂症和多重人格、压抑作用和隐意识、梦的心理、佛洛伊德泛性欲观、心理分析法；萧孝嵘1934年出版了《变态心理学》（萧孝嵘，1934）。此外，当时较早介绍精神分析理论的还有1930年章士钊翻译了《茀罗乙德叙传》，是国内最早正式介绍弗洛伊德及其理论的著作；高觉敷翻译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6）。最早开始进行精神分析实践的则是曾跟随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学习会谈技巧、在芝加哥精神分析中心接受索尔（Leon Joseph Saul）的分析、并接受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1885-1952）督导，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戴秉衡（王文基，2006）。

从时间上来看，科玄论战之后，心理治疗作为一门科学正式登上中国大学的舞台。心理治疗第一次踏入中国学科的起点，是以“变态心理学”为名，主要是以异常心理作为理解起点和对象，并介绍当时主要流行的治疗方法——精神分析学说为主。

事实上，“变态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进入中国大学院校的心理系课程设置中，也是有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由于几千年的集体文化传统遭遇了西方科技的重创之后，让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经历了西方学习和理念洗礼的留学生精英知识分子，从思想层面不仅切身体会并意识到“个人主体”和“理性”的重要性，也从社会的发展层面意识到“科技”的重要，因此，当时，科学几乎被赋予绝对的位置。正如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中的序中所言：“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名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当时很多先进知识分子出国留学学习科学，1923 年春天爆发了著名的“科玄论战”，持续长达两年之久。最早留学归国的心理学家唐钺也加入了这场论战，他分别写了《心理现象与因果律》、《“玄学与科学”论争的所给的暗示》、《一个痴人的说梦》、《科学的范围》、《读了“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五篇文，主要从科学的角度讨论心理学之相关议题，认为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可以由科学来分析和研究，主张一切心理现象都受因果律支配。在《心理现象与因果律》中，他提到：“人生观不过是一个人对于世界万物同人类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随着一个人的神经构造、经验、知识等而变的。神经构造等就是人生观之因。”在反驳梁启超认为“爱是玄之又玄”的时候，认为“科学的恋爱”是最高级的恋爱，并指出“现代的心理学及心病学已经证明个人的恋爱是受他的气质以往经验及现在环境所制约的”（唐钺，1923）。

另一方则是以张君劢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他们坚持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甚至看到科学的危机。当时，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人生观》的演讲，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他说：

“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唯有由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而所谓古今大思想家，即对于此人生观问题，有所贡献者也。譬诸杨朱为我，墨子兼爱，而孔孟则折中之者也。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见张君劢、丁文江，1929/1977）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游历欧洲，写下了《欧游心影录》，亦开始反思科学带给人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