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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戏曲理论从“画工”到“化工”的演变(2)

来源:中国化工贸易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1-13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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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猗欤盛哉,天下之治也久矣。礼乐之盛,声教之美,薄海内外,莫不咸被仁风于帝泽也,于今三十有余载矣。近而侯甸郡邑,远而山林荒服,老幼瞆盲,讴

猗欤盛哉,天下之治也久矣。礼乐之盛,声教之美,薄海内外,莫不咸被仁风于帝泽也,于今三十有余载矣。近而侯甸郡邑,远而山林荒服,老幼瞆盲,讴歌鼓舞,皆乐我皇明之治。夫礼乐虽出于人心,非人心之和,无以显礼乐之和;礼乐之和,非自太和之盛,无以致人心之和也。故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5]29

盖杂剧者,天下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5]57

朱权作为一位皇族戏曲家,其身份决定了他对戏曲艺术的认识具有“太和”之局限性,他把戏曲当作体现“太和之盛”同时又能促进“太和之盛”的工具。“太和之盛”方有“礼乐之和”,礼乐又可以教化人心,促使盛世的安稳。而能有这“太和之盛”皆因“皇明之治”。戏曲的政教功用自汉代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有之,其言“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6]3197“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6]3202。元代夏庭芝《青楼集志》也认为戏曲在君臣、母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关系上“皆可以厚人论(伦)、美风化”[7]7,周德清《中原音韵序》也认为戏曲“曰忠,曰孝,有补于世”[8]。明初戏曲的政教功用发展至高峰,这有其积极意义,可为戏曲正名,将戏曲置于诗、文同等位置,但其负面效应远大于此。戏曲作为一门艺术,过于强调其教化百姓的功用,戏曲就会成为歌功颂德的工具,而失去戏曲的艺术审美性。这一点体现在明初的戏曲创作中。

戏曲理论是戏曲创作的反映同时也指导着戏曲创作。这一时期的戏曲作品教化思想浓厚,甚至充斥着假道学的风气,偏离了戏曲创作的正确轨道。高明所作《琵琶记》是明初戏曲创作重教化的典型代表,其第一出《副末开场》云:“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9],他以有“关风化体”为创作宗旨,讲述了一个“子孝共妻贤”[9]的故事,故塑造了“全忠全孝蔡伯喈”[9]的形象。故该剧得到了朱元璋的褒奖,“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5]483由于统治者对《琵琶记》的称赞,一大批宣扬伦理道德的戏曲作品产生。

成华年间文渊阁大学士邱濬所作传奇《五伦全备记》,继《琵琶记》之忠孝,提出忠、孝、节、义、信等“五伦全备”。他在该剧凡例中指出:

此记非他戏文可比,凡有搬演者,务要循礼法,不得分外有所增减,作为淫邪不道之语及作淫荡不正之态。[5]210

并在卷首开场白中曰:

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风日好,物华鲜,万方人乐太平年。今宵搬演新编记,要使人心总惕然。[5]210

每见世人搬杂剧,无端诬赖前贤。伯喈负屈十朋冤。九原如可作,怒气定冲天。这本《五伦全备记》,分明假托名传。一场戏里五伦全,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5]211

邱濬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作“圣贤言”,而非“吾心之言”。李卓吾《藏书·儒臣传》中就“圣人之言”与“吾心之言”谓:“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10]戏曲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充斥着假道学的气息,则缺乏戏曲的艺术性。诸多戏曲理论家对此作出批判,如吕天成《曲品》谓:“大老钜笔,稍近腐”[11]228。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亦言“一记中尽述伍伦,非酸则腐矣”[11]46。邱濬作《五伦全备记》后不久,邵灿创作了《香囊记》。其第一出《家门》谓“为臣死忠。为子死孝。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观省名行。有缺纲常。那势利谋谟。屠沽事业。薄俗偷风更可伤。怎如那岁寒松柏。耐历冰霜。闲披汗简芸牕。谩把前修发否臧。有伯奇孝行。左儒死友。爱兄王览。骂贼睢阳。孟母贤慈。共姜节义。万古名垂有耿光。因续取《五伦》新传。标记《紫香囊》。”[12]。从《琵琶记》到《五伦全备记》再到《香囊记》,戏曲创作均代“圣人言”,而缺乏“吾心”之作。明初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作品,如成化年间姚茂良作有传奇《金丸记》《岳武穆精忠记》《双忠记》,弘治年间周礼作传奇《东窗记》,正德年间沈龄应杨一清之邀,撰写《四喜传奇》献给武宗并受到赏识,等等。可以说,这些剧作以《琵琶记》为首皆为“画工”之作,宣扬教化思想,感人不深。

二、明嘉、隆间戏曲作品地位论争开启:从“画工”向“化工”过渡阶段

文章来源:《中国化工贸易》 网址: http://www.zghgmyzzs.cn/qikandaodu/2021/0113/6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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